甘肃校车事件持续引发社会对校车安全的关注。问题焦点之一集中在首部校车强制性标准早在去年就已经颁布实施，但似乎存在“有标准，不执行”的问题。
校车需求量大
李先生的女儿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小学读书，今年刚刚开始坐校车，一天被同车两个年龄稍大的女孩推搡。因为车上没有跟车老师，没有及时阻止事情的发生，吓得李先生的女儿不愿再坐校车。
姚先生的孩子几个月前在校车上被同车的小男孩打了，而这件事情跟车老师居然没有告诉姚先生。对这种做法，姚先生感到很气愤。
校车没有跟车老师，老师与家长沟通不到位等情况，只是校车标准不执行的一个现象。
据了解，2010年7月1日，国家出台了首部专门强制性国家标准《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件》）。根据《条件》，“专用小学生校车”是指设计和制造专门运送不少于10人的小学生校车。该标准对专用小学生校车的防火措施、安全带、照管人员座位、车窗、出口、车内布置、车内照明等12项内容作出了明确的规定。而据记者了解，这部国家标准遭遇了“执行难”。
11月22日下午，金龙、宇通、依维克、全顺等多种车型的“校车”停在北京海淀区两所小学的附近，等待学生放学。其中20多辆名为恒顺快乐的校车格外惹眼。这些车大部分是9座，车身也没有喷刷明显的“校车”标志：有的只在车门贴有双人标志，有的仅在车尾贴着“礼让娃娃车”的标语，更多的车仅仅在前玻璃放置了一块写着“校车”的标牌。唯一“统一”的是，所有的车车前车尾都贴着手写的校车联系方式。
按照其中的一个电话，记者以报名的名义，在中关村一小斜对面的一个托管班找到了报名负责人朱女士。当记者询问是否有老师跟车，朱女士称只有19坐以上的才有老师，否则“成本不够”。记者提出想对校车方进一步了解，并正式签署协议，对方表示，这个托管班就是他们校车的办公地点，几十辆校车都在这里。
尽管连“办公室”都借着托管班的地盘，但这类的校车还是受到了不少家长的青睐。一位坐校车的孩子的家长说，很多家庭都是双职工，不方便接送孩子，坐校车是最方便的。
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谭克俭介绍说，目前，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都是划片招生，但城市家庭因为应为交通拥堵和工作，孩子坐校车上学很普遍。但总体来说，在坐校车的人中，农村孩子占了很大的比重。
谭克俭称，他曾做过一些调研，农村学校由于布局的调整，往往十里八乡只有一所正规学校，学生上学隔得太远，家长又没有能力和精力在学校附近租房照顾孩子，所以往往是大部分学生需要坐校车上学。农村本来就不富裕，而社会校车为了增加收入，超员超载的事情常有发生。
一位在湖北一小学任教的老师介绍说，在一些农村地区，路远且偏，路况也不好，有车坐就不错了，总比走路快。尽管不少家长也意识到校车安全的隐患，但迫于无种种无奈，还是怀着侥幸心理把孩子送上拥挤的校车。
校车维护成本高
普遍观点认为，既然是校车，自然是学校管理、运营的车。实际上，很多学校都没有校车是一个普遍现象，理由是“买不起、养不起”。
养车涉及买车成本及保养费、油费、司机工资，车辆保险等费用。一些教育人士分析，公办学校获得的经费只够维持学校日常运转，本已不宽绰，很难有多余的钱用于购买校车。而对一些民办学校来说，采购校车完全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，很难再拨出一笔经费，有时候只能委托私人运营公司承担校车业务，导致山寨校车横行。
不过，也有专家认为，学校不买校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“买得起，养不起”。《条件》第一起草人、国家客车检测中心碰撞试验室主任李弢介绍说，他们制定标准时接触过很多一线厂家、学校，可以说一般学校完全能买得起校车。
他给记者算了一笔“校车账”：如果购买一辆普通客车需要50万元，与此对比，买一辆校车可能需要55万~70万元。增加的成本主要在开发成本，座椅的阻燃要求、安全逃生窗口等安全装置上。
“与普通客车相比，校车售价并没有增加多少，问题在于校车使用效率低。”李弢介绍说，不像普通的客车、公交车运营量大，校车只有在上下学时开动，而且只能用于接送孩子，使用面窄。另外，碰上节假日、寒暑假学生休息，校车就得休息。学校还要花钱养空置的校车，运营成本非常高，根本没法盈利。
要么买不起，要么养不起，尽管社会、媒体大力呼吁，国家出台的校车标准却很难得到有力执行。
监管有待加强
一些教育人士坦言，学校不仅是养不起，很多时候他们因为并不是专业的车辆运营管理单位，缺乏经验，也导致了学校不愿意自己来管理车辆，而宁可去租赁社会车辆。如果出了事故，责任完全由司机或校车承包商承担。
在甘肃校车惨剧发生后，广州、北京等地紧急开展了排查校车隐患行动。校车安全似乎与教育、公安、交通等各部门都有关系，但说起来，似乎具体该哪个部门管又不明确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就曾在今年两会上表示，需要政府部门进一步提高认识，把提供校车服务作为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。应借鉴“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”，推动实施“校车安全工程”。校车由国家统一购买，运行线路由当地公安、教育部门和运输公司协定，采取招标方式将运营权交给运输公司，国家给予财政补贴。
明确监管职责的观点得到了诸多专家的呼应。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蓝认为，校车是政府应该配套的义务教育基础资源，教育部门在其中只能起到一个配合的作用。这个问题需要由政府牵头，由发改委、交通、教育等部门互相配合，共同解决。
谭克俭则建议，在目前政府财政无法有效满足为公立教育机构购置校车的情况下，可以引入社会中介和资本，通过招标或是承包的方式，将校车经营社会化、企业化，利用社会化资本为公共教育提供服务。《中国质量报》